光绪三年灾情有多严重？

光绪三年（1877）“丁丑奇荒”（是年为干支纪年丁丑年）是由北方大旱引起的。

光绪二年（1876）淮河以北广大地区的旱情就开始了，一直延续到光绪四年（1878），真正是大旱三年。北方九省赤地千里，被灾人口多达两亿，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一半，直接饿死及被感染瘟疫而死的人数达1300万。其中山西、河南最为严重。山西死亡500万，占当时山西总人口的三分之一。

河南死亡300万，也占到当时河南总人口的八分之一。所以“丁丑奇荒”又称“晋豫奇荒”，是清朝开国二百年所遭遇的最为严重的灾荒。

光绪二年（1876），旱灾初起，河南90余州县已有75州县被灾，夏秋两季大幅度减产，但凭着往年积蓄，一般家庭还可勉强度日。

光绪三年（1877），从春至夏，从秋到冬，持续缺雨，重灾州县已达86个，麦、秋无收。即使灾情不严重的地方夏麦也仅有四成收获。“旱生蚂蚱，涝生鱼”，勉强种上的一点秋禾，也被铺天盖地的蝗虫吃个精光。绝大多数家庭一日三餐已难以为继。从春荒起已有外出觅食者，麦罢逃荒者已相望于道，秋后天不落雨，田地无墒，冬麦种不上，已无丝毫指望，粮价飞腾，最高上升到常年的50倍，“洛宁县斗麦5000文”，“卢氏县斗米6000文”，“修武县糠秕每斗亦值钱数百文”，漫无目的的逃荒者已千百成群，饿死沟壑者时有发生。

河南巡抚李庆翔因赈灾迟延被革职，清廷命河东河道总督李鹤年代行其职权，并于11月诏遣吏部侍郎项城人袁保恒帮办河南赈务。他带上堂侄袁世凯从京城出发一路入豫，见其惨象，泪如雨下，夜以继日的筹划赈灾事宜，命各地广设粥棚以解饥民燃眉之急，连上数折陈述灾情，称：“其逃者十百为群，冲犯朔风，相属于道，时有僵踣，问之多半素封（即小康之家）。

盖历秋及冬，不惟次贫者已成极贫，即不贫者亦成极贫矣。询其逃路何之？亦不能对。劝其各归本籍，又不肯。”他分析道：“被灾之初，不过贫穷下户本乏盖藏，无以自给，或变卖衣物、器具，或拆售房屋瓦木。迨至搜括罄尽，不得不逃亡四出，扶老携幼，号泣中途，带病忍饥，踉跄载道。乃未几而中户之家日食不继，亦复如此矣。又未几而小康殷实之家，坐食山空，皆复如此矣。”

夏秋之交，豫北各县逃亡人数已超过一半以上，渡黄河南逃的每天多至数千人；豫西数十万饥民逃往陕西，陕西同样无以为生，不得不折回，南逃信阳，“就食信阳一带者逾百万人”。宜阳“流亡十之六七”。襄城“逃亡十之三四”。辗转流徙之中，饥疲相加，死亡道途者，不计其数。

各州县官为了自己的前程，当灾情初起时企望很快就能过去，故而隐匿不报，还借口赈灾，在民间加重科派，以致人祸加重天灾，促使百姓逃亡流散。继而大灾形成，又不认真谋划赈灾措施，仅在州县城关舍几个施粥棚场做样子，敷衍塞责，既不深入调查灾民登记造册，又不订立周密的发放章程，更不委派妥当人经理其事。“牧令倚胥役为臂指，胥役藉灾民为生涯”。贪官污吏不顾灾民死活，把赈灾作为捞取钱财的门道。

侵吞、冒领有限赈灾钱粮的现象时有发生。结果是赈灾钱粮发放殆尽，而灾民则多有得不到赈济的，照样逃的逃死的死。袁保恒说：经其派人明察暗访，河南州县牧令，实力奉行赈灾的没有几个，求朝廷速拨粮款救赈河南百姓。他亲书求助函发往淮河以南各省，请求捐助款粮并收留逃往难民，还写信给项城老家命倾其家财恤救当地灾民。年后河南东南部落雪，袁保恒指示印发《春种小麦法》，并要求富户以薄利借贷种子。

历来灾荒，一般到次年夏收前最为严重。光绪四年（1878）春，饥馑达到最凄惨的境地，“许昌县饿死逃亡，道殣相望，各镇立卖人市”。“河洛汝等处民间鬻妇女以自计，斤数十钱。人饿死过半。”出现人吃人的惨象，据报告12个州县发生“人相食”，洛宁“有父食其子，母食其女，夫食其妻者，人死之十之七八。”

袁世凯给他二姐写信说：“顷有人自渑池、洛阳等处来，言伊地人肉卖二十八文一斤，孙杀其祖母而卖之，弟杀其兄而卖之，种种未闻之奇，不一而足。”袁保恒致信沈葆桢也说：豫省情形“有不能笔述者，大抵强弱相食，甚则骨肉相残。

旷古以来无此奇荒，亦无此奇惨。”大馑之后必有大疫，死于瘟疫者同样不计其数。就连赈灾大臣袁保恒也因日夜操劳，不顾食宿，抵抗力下降，且不时深入赈灾现场，于四月不慎感染霍乱，发病三日而卒。开封城内灾民听说袁保恒病故，妇孺皆为之流泣。朝廷念其功德，朝廷降旨赐其长子袁世勋员外郎。

平顶山地区滍、汝流域的灾情如何？文献留下的记载不多，仅《鲁山县志·大事记》记载较详：“光绪元年（1875）秋，大旱，禾枯。

光绪二年（1876）夏、秋大旱，粮食歉收。冬，严重饥荒。光绪三年（1877）春大旱，加上连年粮食歉收，严重饥荒，饿死与逃荒者十之六七。秋，逃荒者多数未归，田地荒芜。”《宝丰县志·大事记》载：“光绪二年，秋冬大旱，麦未种。

光绪三年，大旱，河井濒涸，麦秋绝收，民以树皮、草根为食。”《郏县志·大事记》载：“光绪三年，旱，大饥。集市上斗米5000钱，较平时高百倍。”《叶县志·大事记》载：“光绪三年，终岁不雨，二麦枯死，秋禾未种，人死无数。”而《汝州市志》对此失记。饥饿无助的灾民，胆大者铤而走险，结伙吃大户，乃至聚众打家劫舍。

光绪三年二月，鲁山赵村饥民胡豹子率百人武装暴动，打富济贫。不久，发展到千人。城守营千总带兵前来镇压，被胡豹子击溃。接着川军黄游击带步兵一营、骑兵一哨来鲁镇压，又被击溃，黄受重伤而死。光绪四年二月，以胡豹子为首的饥民军600多人，据守鲁山交口、旗杆街一带抗击清军宋庆部。河南总兵命怀庆、南阳两镇派重兵前来鲁山镇压。胡豹子饥民军英勇抗击，屡挫官军，后化整为零，不知去向。此外，光绪三年叶县发生饥民起事。

光绪四年三月十六日，小顶山饥民首领范改成、马建魁聚众500多人，活动于裕州（今方城）顺庄至叶县小山寨一带，遭清军弹压。对这些袁世凯在给其二姐的信中也有反映：“南阳匪徒猖獗，杨敬镇、崔季镇、宋祝三三军会剿。昨探言，崔军败一仗，伤甚多。宋祝三胜一仗，所杀已皆饥民。杨镇连负数仗，势亦狼狈万状。”